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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

2018-06-08 02:36:19

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,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,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,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。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。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,中文著作中,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。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,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《晚清商约外交》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,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,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,有感而发。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(尤其是中英、中美外交史),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(syllabus)中,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,实在想列入若干「中文著作」以光门楣,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,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,实在有违心愿。其原因就是,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,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,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,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就谈晚清外交史吧,有哪一本「中文著作」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《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》相比,不是个娃娃呢?

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,在费氏大旗之下,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,不谈观点,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,至今的「中文著作」里,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。这样一比,我们要想剑桥学派,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,不称王,不称霸,又岂可得乎?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,在这个剑桥学派里,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,也是费正清的观点。虽然费氏逝世之后,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。

若问,在这一行道上,中英两文的著作,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?笔者的回答,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「主义」上去了。首先,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。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;而历史学的转型,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。外交史不用说,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,我们要知道,外交史、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,在我国的传统史学,所谓六家二体里,都未尝成过专业,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,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,发育始终没有成熟,在中国学术史上,就像一个花苞,花未盛开,就枯萎了。何以如此呢?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。下节当略述之。

再者,笔者在谈比较史学,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,总喜欢劝搞「比较学」的朋友们,比较要分「阶段」。要古代比古代,中古比中古,现代比现代,才见高下。不能囫囵吞枣说,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,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,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,……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,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。你可千万不能说,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。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,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,也是一样。在传统中国,我们在这个专业里,就比西方落后了,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,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,却也曾大有可说,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!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,乃至《晏子》、《管子》,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。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。且举几则小例子:

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

在春秋战国时代,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(?~公元前六四五年),做了齐国的周恩来,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,帮齐桓公打天下,搞「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」。(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?)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,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,在齐国的葵丘(今山东省临淄县),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,并签订了一件国际条约叫做(葵丘之盟)。(这项条约如签订于二十世纪,周恩来显然就要选日内瓦或万隆了。)在这件「葵丘条约」里,当时各列强,在齐国(位同今日的老美)的操纵之下,歃血为盟,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,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。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「周天子」之名(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),向国际公布的。条约的内容是:

毋雍泉,毋讫籴,毋易树子,毋以妾为妻,毋使妇人与国事。(见《春秋谷梁传》,僖公九年)

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,大致也可叫做「五毋公约」或「五禁公约」吧!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,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,尤其要怒发冲冠,但是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。(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,「禁核」、「禁毒」、「禁武」(化学武器)等等三禁、五禁诸条约,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。)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、淮河和长江流域,小国甚多。一河流经数国。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,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,所以不能「雍泉」(截流,筑坝,或造蓄水池)。饥荒缺粮时期,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,所谓「毋讫籴」也。「毋易树子」这条也很重要。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,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。直至今日我们还有「姻联秦晋」的成语。乖乖,秦晋都是超级强权。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「树子」(太子),你要把他换掉,代以小老婆之子,岂不要引起国际纠纷?为着国际和平,则树子不可易也。

小老婆决不许做大夫人

「毋以妾为妻」,也要写入国际条约。朋友,你认为是笑话吗?非也。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,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!不信,您如试想美国克林顿大总统,今日要和希拉里离婚,而把莫妮卡?莱温斯基(winsky)扶正作美国第一夫人,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?首先华府和北京的「伙伴关系」,恐怕就很难继续了。国会内极右政团,如乘机要罢免这位好色的总统,则老美现在在波斯湾,和在咱们的海峡两岸,所发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变了。「以妾为妻」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纰漏,况两千五百年前之东亚大陆乎?所以他们要在国际条约上,明文规定,诸位元首可以搞三宫六院,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。

【附注】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,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,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,他的理由是:「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?」这就是彭张飞,不如周管仲了。须知,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,这个「转型」还没有转干净嘛!我们的主席,至少还是半个皇帝,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!皇帝犹存,你彭老总怎能「躐等」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,所谓三宫六院呢?……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,包括克林顿大总统,不想搞三官六院,其不搞者,是不能也,非不为也。可怜的是猛张飞不明此转型之道。他这位可敬可爱的「彭大将军」,后来竟至不能善终,读史者悲之也。

至于不许女人参政,在今日是很违反潮流了。可是纵在今日,也还难免要有个「但书」呢!像今日台湾的女强人吕秀莲和陈文茜,她们特立独行,宁愿牺牲婚姻和生男育女,也要搞政治。女各有志,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。但是若有女人,先要抢个强人丈夫,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,狐假虎威,横行天下,像江青和叶群(林彪的老婆)那样,就不足为训了。甚至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,大有野心的希拉里,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搞政治,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,来乱参国政。柯夫人今日对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,也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,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!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(仲),会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,立法禁止「妇人与国事」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晏大使不入狗门

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,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,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后来晏子(名婴字平仲,?~公元前五〇〇年)为齐相,也是个周恩来,以宰相兼外长,他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,报聘各国呢!这时齐已日衰,而楚正崛起。出使楚国,工作也不太好做,《晏子春秋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,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,是个小矮子,楚国人想羞辱他,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,也颇足一述。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「古汉语」原文,(青年读者们,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,读读所谓「诸子百家」的老古董,并不太难嘛!)《晏子》原文如下:

晏子使楚,楚人以晏子短,为小门于大门之侧,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,曰:「使狗国者,从狗门入。今臣使楚,不当从此门入。」宾者更导从大门入。见楚王,王曰:「齐无人耶?使子为使。」晏子对曰:「齐之临淄三百间.张袂成阴,挥汗成雨,比肩继踵而在,何谓无人?」王曰:「然则何为使子?」晏子对曰:「齐命使,各有所主。其贤者使使贤主,不肖者使使不肖主,婴最不肖,故宜使楚矣。」(见《晏子春秋》内篇杂下第九章)

再以白话重说一遍——晏子出使楚国,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,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,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。大使不入,说:「我出使的国家,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,那我就从狗门进去,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,楚国人并不是狗,我也不应该从狗门进去。」招待员不得已,乃改请大使从大门进去。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,就说:「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?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?」晏子说:「敝国人可多呢!单是临淄一城,就有三百个社区。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,大家把袖子一举,便全城遮阴;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,就像下雨一般。哼,怎能说没有人呢?」楚王说:「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,为什么把你派出来?」晏大使说:「大王有所不知。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。最像样的一等人才,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。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,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,也是应该的嘛!」

这时楚国力争上游,志在争霸,两国冷战正烈。作为驻楚特使,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。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,说是齐国人,楚王乃问晏大使说:「齐人固善盗乎?」这就引起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,那段有名的成语,叫做「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」。晏子说:「民生于齐,不盗;入楚则盗,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!他原是齐国的良民,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……」真是难为了,晏大使的好口才。

握手风波和基辛格的中国饭碗

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,因为在冷战之中办外交,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!一个外交家,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,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,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!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,周恩来总理,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,伸出手来,并叫声「Goodmorning」啊!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,竟拒不伸手。在这情况之下,周公的手如何收回?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,也有他的天才,和晏子一样,终能化险为夷,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,未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帐的。后来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,第一次秘密访华时,就为这个「握手问题」,伤透脑筋。他深怕「万一我伸手,他(老周)不伸手,如何是好?」(见基辛格回忆录《白宫时代》,及尼克松回忆录,一九七二年,页五五九。)

其实,基辛格此人,还是外交训练不够。你在来华之前,就应该把「周恩来此人」搞清楚嘛!古人说:「岂有鸩人羊叔子哉?」今世又「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?」相反的,老周在见到季氏之前,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,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!如此,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?所以周公有生之日,基辛格始终是周门之中,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!季博士,老实说,也乐此不疲。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。何也?君不闻,苏秦穷困时回家,「妻不下织,嫂不为炊」的故事吗?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,再过家门时,「妻嫂侧目不敢仰视,俯伏侍取食(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东西)」。苏秦笑问嫂嫂:「何前倨而后恭也?」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:「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,有钱有势嘛!」(见中华版《史记?苏秦列传》页二二六二)苏子「头悬梁,椎刺股」,苦学成名,所为何来?还不是为着今天吗?

我们的基辛格先生,也正是如此呢!笔者在美国教书,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大,夜校成人班开始的,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。一天工作之后,疲惫不堪言状。因此在这样的课室中,老师固然很惨;工读的穷学生,尤其可怜。基辛格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,白天在小商店记帐,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。

那时的基辛格,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,是个「妻不下织,嫂不为炊」的穷光蛋。直至二次大战后,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,才从「穷人的哈佛」(纽约市大的诨名)转入富人之哈佛,去「头悬梁,椎刺股」,读其博士的。他其后风云际会,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。离开了中国这一行,基辛格就不是基辛格了。饮水思源,能不肝脑涂地?朋友,苏秦、张仪服务的对象,原是没有国界的。出生于德国的犹裔基辛格,他能替尼克松服务,他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!搞外交如用兵,也是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周公得之也。所以不才总欢喜说,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。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,顾维钧算是半个。而这两个半外交家,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,算是科班出身。李、周二公,皆出身行伍也。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,也只是个洋科班,威灵顿(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)离家上学之后,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。李、周二人,虽是纯国产,然如上节所述,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。他二人搞的,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(commonsensediplomacy)。搞常识外交、天才外交,已不足取,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个无知而好权的主子,强不知以为知,横行霸道,他二人搞外交,不但要外御列强,还要内说昏君。能维持个败而不亡的局面,就很难能可贵了。悲夫!

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

以上所举的一大堆,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,无非是想说明:(一)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。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,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,我国古籍中,无不行行具备。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,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。用句现代话来说,那便是,不是首相兼外长,便是外长做首相(美国的国务卿,便是这样的)。那时搞外交的人,也是国际间的宠儿。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,「佩六国相印」的,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,显然也是一椿「金氏纪录」也。

不特此也,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「国际联盟」(TheLeagueofNations)和「联合国」(TheUnitedNations)组织的构想,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。他们那时观念中所谓「尊王攘夷」中的「王」,基本上便是列强表面上一致拥护,而事实上由几个争霸的大国所支配的国际组织,所谓「挟天子,令诸侯」是也。君不见二次大战前的「国联」之中,五十个国家被英国牵着鼻子;和今日的老美,动不动就打联合国的招陴,向世界各国颐指气使?伊拉克的萨达姆,现在挖了几千个洞,还是怕藏身无所;中国的江泽民,向那位好色的小总统不断陪笑脸,还不是怕他挟天子,令诸侯。今日的钱外长还不是以一侯之下万侯之上的低姿态,对霸主的波斯湾政策,微笑,鞠躬,说不。

可是(二),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了东亚大陆,废封建、立郡县之后,建立了人类历史上,第一个空前绝后的「宇宙大帝国」(UniversalEmpire),这也是蒙古种黄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「第一次大转型」。一转百转,往古列国并存、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(WorldOrder)不存在了,春秋战国时代,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,也就随之迅速转型,而面目全非了。

【附注】在大秦帝国统一东亚大陆之前,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,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。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。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,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,便永不再来。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,便再也没有「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」的观念了。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,大则大矣,然非宇宙国家也。

只有理藩院,没有外交部

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,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,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。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,九卿六部,百制皆全,就是没个「外交部」。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,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「理藩院」,以司其事,但是「理藩院」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,一切事务都当作「内交」来处理,而非「外交」也。例如西汉初年,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(今广州)的南越王国的关系,费正清主编的《剑桥中国史》,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「外交关系」(foreignrelations,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,有中文译本)笔者处理这问题则认为那是个「内交关系」,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。今日西方学者和政客,也认为北京和西藏的关系是fo-reignrelations,说是中国占领了西藏,西藏应该恢复独立,云云。

耶鲁、哈佛合纵连横

北京的外交当局,明知是洋人藉辞捣蛋,但诸大臣为着自卫,却只能支支吾吾,搞他个口齿不清,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。其所以然者,第一便是,你如果以「现代观点」和「现代西方人」耍电子游戏,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(Playtheirgameaccordingtotheirrules)。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,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,那就枘凿不投了。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,也是秀才遇到兵,有理讲不清。例如,你如不搞计画生育,像毛主席说的「人多好办事」,那你岂不是第三世界以毛农民为代表的愚昧无知呢?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,「打」掉无数可爱的婴儿,那你岂不更是残酷野蛮,没有文化?总之在「光荣、伟大、正确」的美国国会中,你反正永远是不对的就得了。

朋友,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,无理取闹的幼稚可笑。咱们光荣、伟大、正确的共产党,还不是一样的,甚或有过之呢!政治就是政治嘛!哪个政客不嘴尖皮厚?再者搞现代外交,是全国人民的事,包括担柴卖浆,甚至阻街女郎.都有其共同语言,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发言人,也是他们老百姓的发言人(英国就是如此)。至少,搞外交是个大行道、大专业,专靠周恩来、李鸿章一两个人的天才,搞他个常识外交、天才外交,总归不能抗战到底的。要打毛主席所说的「持久战」,那你就得有个永恒的、专业的ThinkTank(智囊)。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,差不多都出自耶鲁和哈佛的几个教室,甚至是那几个沙发之上。从西部起家的,那位唱戏的里根不信邪,他要找几个「西部专才」,来反外交托拉斯,搞得灰头土脸之后,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。朋友,托拉斯、鬼谷子,都不是好东西也。秦始皇以后,我们还不是反了两千年。不幸今日我们又回到「战国时代」。(抗战期间雷海宗等几位教授就自称「战国派」,并且出了一本杂志叫《战国策》,曾被老共恨得牙痒痒的。)在旧剧重演的战国时代,再来搞他个「合纵、连横」,就要倚赖耶鲁、哈佛的ThinkTank的长期演练了。专靠毛主席英明伟大的「反智主义」(Anti-Intellectualism),难免就走投无路了。

也谈谈西藏问题

再回头谈谈西藏问题。笔者不学,关于西藏问题,我个人倒觉得达赖喇嘛并没有搞分裂,达赖认为他和北京的关系,仍是domesticrelations(内交关系),不幸达赖所采取的,只是历史主义的观点,和实用主义的观点;笔者则觉得,他还要加一个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」(Post-ModernistApproach),就好了。此话怎说呢?原来在「后现代阶段」(也就是下一世纪五〇年代以后吧),「兄弟民族」之间,为着互通有无,互利互保,是愈来愈团结的,而不是愈来愈分裂的。把原先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民族,加以拆散,让他们互争互斗,好让邻居来浑水摸鱼(fishinthetroubledwater),像今日的波士尼亚,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,那是帝国主义干的,也是违反世界潮流的。

君不见目前留在欧洲的欧洲人,正在大搞其「共同市场」(CommonMarket),和「欧联」(EuropeanUnion)?欧联各国的大教授们,彼此之间要恢复用拉丁文通信呢!他们不是正在大搞其书同文,车同轨,行同伦,政(军)同制,币同值,教同经吗?他们也不是正在设法恢愎「罗马共和」(RomanRepubliC)吗?「罗马帝国」(RomanEmpire)还要老一辈。(罗马帝国约同于我们的后汉;他们今天要恢复「前汉之兴隆也」)美国人现在不是正在帮助他们扩大「北约」(NATO)吗?这简直是在实行诸葛孔明的理想呢!

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欧洲人,所谓「欧裔美国公民」(European-Americans)和白得像一床被单似的「欧裔加拿大公民」(EuropeanCanadians,同时我们也得知道,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,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),他们不是完全混合,成为一个崭新的、称雄世界的「英语民族」(English-SpeakingPeople,注意不是Peoples)了吗?现在北美的美、加、墨三国不也在搞三国经济共同体了吗?我们应该知道,「后现代」电脑化了的西欧和北美,他们的书同文之「文」,决不是「拉丁文」,而是「英文」呢!

美国史上光彩辉煌的所谓民族「大熔炉」(MeltingPot),也只是对「欧裔美国公民」说的,不是对其他族裔说的呢!我们亚裔且慢在自己脸上贴金。对欧裔来说,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,他们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于一炉了。但是「欧裔美国(和加拿大)公民」与非欧裔的通婚率,却不到百分之一呢!因此在「后现代的世界」(WorldoftbePost-ModernEra)便会出现的一个横跨大西洋,讲英语的「纯白人民族主义」(PurewhiteNationalism)或「亚利安民族主义」(AryanNationalism)。这个新兴的亚利安民族不是二次大战前那个印欧民族主义(Indo-EuropeanNationalism)。那个老主义是有「反犹」(Anti-Semitic)属性。那也是它最后失败的致命伤。

今后这个「亚利安民族主义」则是囊括犹太的。「归化犹裔」(AssimilatedJews)将是它组合核心之中,极重要的成员。这个不声不响的,新的民族组合,目前正在迅速成长之中。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,会排山倒海而来的。因此,在后现代的世界,称王称霸的,可能还是他们,除非其他所谓「有色人种」(ColouredRaces)能迅速的急起直追,团结自救,否则今日世界上的「低头之犬」(underdogs),到那时还是无抬头之日也。

【附注】在公元四到六世纪之间

,我国的五胡乱华时代,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。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个东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,使一个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,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(renovated),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。目前这个从美、加开始的英语民族的新亚利安民族主义,正是一样的不可小视也。

所以我们亚裔学人,如无视于这一历史上,不可避免的新发展,而跟着「欧洲中心主义者」(Eurocentrists),去胡吹什么「中国威胁论」,或自命清高,去反对什么民族主义,以及去乱搞点,什么「中国也可以说不」一类小儿科的宣传,都是「吠非其树」(Barkingupthewrongtree)也。

朋友,他们应该反对的,不是我们那个可怜巴巴的中华民族主义,把十二亿华裔受尽百年屈辱之后,所发生的一丁点儿望治之心,看成今后的「黄祸」(YellowPeril),老爹,稍有心肝的华裔知识分子,何忍出口?在「后现代」的世界里,朋友,我们的中华民族主义,恐怕还不够资格当「黄祸」呢!替那个不声不响的,却排山倒海而来的「新亚利安世界秩序」(NewArynizedWorldOrder),做点未雨绸缪的制衡工作,才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呢;而这项工作,笔者不学,恐怕也正是我华裔不可自弃的发展方向呢!

世界路里国语的将来

所以我们搞比较史学的,眼睁睁地看着白种民族之间,为着他们今后各兄弟民族的实际利益,正在由分而合,由数十种语言,而逐渐统一于英语。英语已成为今日美、加的「国语」,也将成为这个新民族(英语民族)的族语,而我们东亚大陆,千年以上就一直是统一的蒙古种黄人,为何今日一定要搞分裂呢?达赖喇嘛这位极为聪明,会说英语,也颇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和尚,显然也看出这一世界潮流,为藏胞切身的政治,和经济的利益,也是为着他自己的政治前途,所以他只要做西藏的董建华,而不要做台湾的李登辉。这是他有历史的视野(HistoricalVision),为李登辉、许信良辈所不及也。美国政客对此则颇不甘心,硬是要强迫他搞「藏独」;硬要他从中国分裂出来,这就是华府政客的混帐了。

达赖原不要搞独立,而北京偏偏要为渊驱鱼,硬要把和尚推入老美怀抱,口口声声给他戴顶「藏独」的帽子,这就是北京政客的糊涂了。

平心而论,达赖这个颇有野心的政治和尚,想做个「西藏的董建华」,原未可厚非也。他在「前世」不已经做了十三次「董建华」了吗?再做一次,有何不可呢?但是和尚爷有所不知,时代不同了嘛!您如有香港那个物质和精神的基础,还可试试看。西藏今日还去古未远,奴隶制的后遗症犹在,落后贫穷,基本上还和沙漠之南的非洲差不多。那儿只能生产非洲式的土皇帝,哪能搞香港式的「特区」呢?董建华虽不比你说英语的和尚,高明到哪儿去,但是他这个庸人之子,至少会做做生意嘛!何况他底下还有个现代化的,千锤百炼的「职业官僚体系」(ProfessionalModernBureaucy),特首草包,他(她)们并不草包也。您达赖小和尚,底下有些啥子呢?诚然,您班底里的老少和尚都会「念经」;念经不能管理「特区」也。

这儿,我们也倒要问问,一天到晚都在策动和尚搞独立的美国政客们,你们要小和尚回西藏去念经呢?还是做「特首」呢?笔者个人无意替共产党吹嘘。只觉得达赖喇嘛和他那一伙吃荤的和尚,吃不了董特首那碗饭罢了。

【附注】据专家统计,一九九七年的世界生活水平是:加拿大第一,美国第四,日本第七,英国第十五,香港第二十二,中国第一百零八……见TheWorldBook,一九九八年年鉴,页二三一。西藏如变成特区,排名可能在一百二十之后也。搞啥特区呢?

再者,美国佬和英语民族,早已把英语变成了他们的「国语」和「族语」。在将来后现代的「世界路」(WorldWideWeb,简称WWW)里,英语很可能成为独霸世界的国际语言,至少也是五大「实用」(functional)国际语言之首,另外四个,应为华语、西语、阿拉伯语和俄语。(事实上,今日联合国中,即以此五种语言,加一法语,为通行世界的实用国际语言,可是在将来的WWW之中,法语必被英语挤掉也。)所以,由于潮流所趋,英语已经变成英、美、加、澳、纽五国的国语和正在形成中的「英语民族」的族语,而负有相同义务和的,我们的华语,为何不能成为国语和族语呢?

【附注】当年毛泽东等把原有的「国语」改成「汉语」,便是个自以为是的错误政策。今日台独要以闽南语代替「国语」,也是不知「后现代」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。有思想的台湾同胞,千万不能上当。你如上当,将来你的单语儿孙,会恨死你的。君不见讲客家话的李光耀,也要以「华语」来统一星洲方言。那是为子孙着想呢!李光耀才是一个有思想、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,将来会遗泽无穷。不像他本家的总统先生,那样短视。

我们朝野双方,因此都应该在这一论断上,和今日的欧洲中心主义者,辩论辩论嘛!哪能噤若寒蝉,只听他们吹其一面之辞呢!笔者拙论,只是从纯学理和历史潮流出发,决非看重哪一个政权。深盼各界读者贤达,对拙论能有更深入的指教,而不涉及情绪,那就是抛砖引玉了。

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

话说回头,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,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。它所致力的,不再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,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,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。我们读历史的可以肯定的说,从古代到中古、近古的亚洲,统一的「中国」之外,四周少数民族的小邦,是多不胜数的。他们各说各的方言,属国之下,亦有属国。彼此之间的部落战争(tribalwars),也是打不完的。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「仲裁特权」(arbitrationalpower)的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朝廷,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。

【附注】此一小国混战的现象当时不独东亚地区为然。非、拉二洲固无论矣,中西欧亦不能免。试看中欧的日耳曼诸小邦,以及西欧的羲大利诸小邦,都是在十九世纪末期,才归于统一的,统一之前,他们也是纷争无已时。早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古、近古的教廷,对他们的约束力,远不如帝制时代的中国朝廷也。

换言之,那时中国朝廷在它自己的「世界秩序」之内所发生的作用,也正是今日的联合国的「安全理事会」(SecurityCouncil),和「国际仲裁法庭」(The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)所发生的作用,因此那个中华帝国和它周遭无数小王国之间的国际关系,便类似今日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。也就是先秦时代,「周天子」与诸侯关系的延续。例如西藏的喇嘛政权,到承继问题不能自己解决时,北京政府就颁发一「金瓶」,让他们去抽签。蒙古王公和喇嘛斗得不得开交时,乃由北京朝廷分别加封,来他个政教分立,只有朝廷才能说了算;也只有朝廷才能维持各地区的区域和平。

唐太宗征高丽,邓小平惩越南

当然,人类既是好战好杀的下等动物,在任何种的制度之下,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。中国和四邻少数民族小国,就时常打斗,有时也打得十分激烈。如唐太宗征高丽(公元六四五年),邓小平惩越南(一九七九),也都发兵数十万。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,在越南的历史上,所有越南的「民族英雄」都是「抗华英雄」。我也告诉他们,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,不知出了多少「民族英雄」,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,但是只有「抗华英雄」,才能名垂青史。其他英雄们的大名,你们都不知道罢了。诸生大笑称是。

我们要知道,在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的强势朝代中,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」;为着区域事务,或干脆为着「声威」(aggrandizement),都会发生征东、征西一类的战争的。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势朝代里,则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」。一旦诸侯国相互兼并,变得太强大了,它就要入主中原,建立其北魏、辽、金、元、清等大帝国,但其所建立的,宇宙大帝国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,自秦皇汉武建制以后,两千年中却一成不变,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「千载犹行秦法政」了。这本是一种东方的「世界秩序」,有它自己的运作程序。与西式世界秩序相比,二者之间只有制度之异同,而无政治是非之可言也。

在这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观,和宇宙政府之下运作的外交体制,自然与西方的体制是绝对的南辕北辙。但是它也是个自成体系,有效运作的制度(afunctionalsystem),一行两千年,未尝瘫痪也。只是从鸦片战争(一八三九~一八四二)之后,在西方制度的挑战之下,无法继续罢了。但是在行将到来的「后现代时期」(duringthepost-ModernEra),它的理论与实践,是否能重发余温?制衡西制,今日似乎还言之过早,然并非绝无可能也。君不见,今日美国在波斯湾,不正在大搞其「挟天子,令诸侯」的勾当?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,不是华府一手扶植的吗?老美今日偏不许他充分行使职权。岂不怪哉呢?

总之,二次大战后的战争,如韩战、越战(包括邓小平所打的)、波斯湾和波士尼亚之战,其性质与结束方式,与一、二次大战及战前之大小战争,均已大异其趣。近年美国所搞的挟天子令诸侯那一套,已愈来愈像咱们东方老传统,迨地球转入「后现代」或「后西方」(Post-WesternEra)时代,政客们纵横之道如何?现在虽言之尚早,然其与现在之决然不同,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。

现在再回顾一下,看我国外交体制,从近古转近代,是怎样转过来的。

有个外交部,没个外交政策

鸦片战争后,古老的东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转型。一转百转,我们的外交建制和操作,也被卷入转型大潮,慢慢转移,从两广总督府,转入中央特设的「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」(简称「总理衙门」)。到一九〇一年,吃了八国联军的败仗,才又被迫设立了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「外务部」。然后重作冯妇,再习外交。百余年来,这项转型学步的经验,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。

首先是,近百余年来的我国中央政府,虽也有个外交部(Foreignoffice),却基本上没个「外交政策」(ForeignPolicy),我们所搞的,几乎全部是被动的应付外交,或挨打外交;在国际间的外交行为,始终就未尝采取过主动。此一劣势的形成,虽亦与国势有关,所谓弱国无外交也。但是我国朝野,对此新兴行道之无知,也是个主要的因素啊!清末民初,那段血泪斑斑的挨打外交,不用谈了,纵在二次大战末期,我们已挤入「四强」之列,但是被欺被宰,还是血泪横流啊!那是技术落后、愚昧无知的结果,与「弱国外交」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。

麻将台上四大赌客

在二次大战末期,胜利已成定局之时,全球列强,只剩下中、美、英、苏,一桌麻将。六十年后,细谈牌经,历史家不能不说,这场麻将中的最大赢家和最高牌手,实在是老毛子斯大林也。他原是个最危险的德日夹攻、英美暗算的毁灭的对象。但在二次大战前夕,他就能安排中国替他「抗战到底」,而化德日「夹攻」为纳粹「单攻」。何等高明?二次大战末期,他居然又透过雅尔塔、波茨坦,不费吹灰之力,不特在欧洲囊括了所谓「苏东波」半边天下,在东亚也掌握了满、蒙、北韩,最后还在满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。真是锦上舔花。苏联后来之解体,实在是天亡老苏,非战之罪了。

四方城中,另一麻将客邱吉尔,也技术非凡。邱氏原意,是在欧洲缓开「第二战场」(SecondFront),务必等到德、苏两军,皆拚搏至死亡边缘之时,然后来个卞庄刺虎,以英、美主力,从东欧的黑海沿岸,抢滩登陆。如此,则约翰黄牛,不但可尽收战败纳粹之所有,同时也可把「北极熊」,赶回北极,以除后患。这着何等厉害。

可惜邱某受制于他的「上家」罗斯福,而不能尽展所长。罗某不但有其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,他也以带病之身,受制于满脑军功,而政治木讷的窝囊将领,马歇尔和艾森豪。但是二十世纪毕竟是美国世界。在这场麻将中,也只此一家,能「不按理出牌」。赌本无限故也……朋友,人家输得起嘛!这也就是管仲能搞「九合诸侯」的道理啊!人家本钱无限,你如也想赢点小钱,你就得「摸着石头过河」,在霸主身边,狐假虎威一番。是非云乎哉?这就是罗、邱的关系了。

这场伟大的国际牌局中,本钱既小,而牌技奇劣者,就是我们的蒋公介石了。他老人家个性倔强,颇有忠肝义胆。一介死士也,烈士也。他搞内交,打内战,有时也有些智慧与手腕,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。然终非大器。搞国际外交,没个智囊班底,他就是个一介武夫了。在二次大战之后,美、苏交恶,中国介于其间,举足轻重。运用得当,他原可「坐收两国之金」。(这是蒋公最爱阅读的《战国策》上的话。)战后毛公虽有土共九十万,声势确实不小,但是在美、苏夹缝中讨生活,仍是小筹码也。其所以能席卷大陆者,蒋氏外交无能,终以一人而与两国一党为敌,麻将技术太鲁,有以致之也。此处篇幅太短,容当另论之。

毛比蒋还要土

蒋去毛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,吃一堑长一智,理当深识蒋之覆辙,在两强之间,釜底抽薪,而独享其渔翁之利。孰意毛之山洞外交,尤逊于蒋。他替斯大林打了一场韩战,死伤数十万,且几乎吃了原子弹,事后还要向赫秃赔偿「战债」,天下事之荒唐有甚于此者乎?某次愚答大陆学生问:此债应偿否?余冒反革命、反毛泽东思想之大险,自承是资本主义的「徽州朝奉」,曰:「此债誓不偿还也。」数百师生闻言,竟为之鼓掌哄堂,亦可笑矣。

其实「扫扫仓角子」(毛公名言)赔点小钱,小事也。何足挂齿?毛公之左右开弓,最后竟变成以两强为敌,几至美、苏合作,联合炸毁罗布泊之结果。毛氏之终能免此屈辱,无他,命大而已矣。真是天下无俊杰,使庶子成名。吾人固知,美方五角大厦之原始计画,是单独毁灭中国之核子设备(与他们今日之对付伊拉克,简直是一模一样),然以未获苏联默许而未果行。迨布里兹涅夫亦有意单独行动时,又为企图联华制苏之尼克松所峻拒,而未达所愿。两强计画中,偶然之时差,竟免中国于浩劫,而鼓中老毛不知,还自鸣得意,岂非天意哉?余于尼克松访华之后,得机返大陆探母,从南到北之大小干部,无不歌诵「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」,闻之实不胜悲楚。盖余深知该次中美关系之回旋,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松,一手之安排。北京之联合国席次,全系尼大总统之恩赐,毛氏得之而不脸红,还大吹其「不称霸」,亦诚厚颜之甚矣。余嗣读尼氏、季氏之回忆录,见「小媳妇」周恩来,用尽心机,内说昏君,外御强寇,以风烛残年的癌病之躯,折冲其间,「古大臣欤?」真为之拭泪也。(在九一三之前,周致尼克松每一密函,必说经毛主席及林副主席之批准,见其用心之苦也。见尼克松自传,一九七二年各节。)

飞弹不如老爸

周、毛既逝,尼党亦垮,小蒋短命,闽南帮篡位,中美两岸之交,从头来起。海峡南岸,新官上任,金权务实,忙不开交。而成败仰乎赵孟,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,政权基础,固未稍变也。北岸受惠开放,科技与经济齐飞,资本与社会一色,毛规邓随,对岸小朝廷不听话,开炮如仪。但是毛的十万大炮,未能打掉金门,江的几颗飞弹,又何能吓坏老爸?头轻脚重,以千斤而拨四两,宜其贻笑方家也。

分裂外交与统一武力

可是我国的圣贤遗训,所谓「满招损,谦受益」,于近年来海峡两岸对峙之局,真能一语道破。南岸的李老总的毛病,便是由「满」而骄,睥睨当世,而其志只在一岛,他非所知,良可慨也。其实蕞尔小岛,海隅孤悬,要冲出困境,需有不世出之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,去领袖群伦,导夫先路,不幸宝岛今日多的是急功近利的政客,共同目标,亦只限于分家独立。这与美国内战中,林肯对手方所搞的分裂外交(SecessionistDiplomacy)相似而规模不如也。林肯之所以不朽者,若辈与有功焉。

笔者之对岛兴叹,并非说大陆上,今日已出现了什么「大政治家」也。其实中共政客之困死于一党,亦正如台湾政客之困死于一岛,双方皆无魄力能破茧而出也。只是双方政治资本则有天渊之别罢了。毛泽东政权之最大成就,也可说是唯一的成就吧,厥为对中国大陆的「武力统一」,而「武力统一」却为中国政治运作中之第一条件。民国以来,自袁世凯而后之当权者如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张作霖、孙中山、蒋介石、毛泽东,无不梦寐求之也,然只毛泽东一人能最后完成之,而还是功亏一篑。

朋友,政治是最现实的东西。所以今日的北京政权,如能维持它的「武力统一」于不坠,便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。此即邓小平所谓「稳定第一」之真谛所在也。有此武力统一之基础,它和世界任何超级强权,不论为敌为友,皆可平起平坐。无此基础,则既不能为敌,更不能为友,充其量只是一变相附庸而已。为附庸则赵孟能贵之,赵孟亦能贱之也。斯即今日宝岛台湾之实际的国际地位。直言之,知犯众怒,然无人能否认此客观事实也。

搞不过他,就同他合伙

大陆便不然了。就近五十年来的中美关系来说,尼克松之前,中、美两国均以对方为天字第一号之世仇(archenemy),尼克松而后,渐次接近,今日两国竟变成莫逆之交,甚至变成了所谓「战略伙伴」(StrategicalPartners)。真出人意料。如今蜜月之情,奚待多言?为时不过数月之前,当华府好色之小总统向北京propose(求亲)之时,我辈台下观众,无不大惊失色。不意克林顿能出此怪棋也。北京显亦为此突来之爱情所惊,最初曾连连否认,说只是「合作伙伴」,而非「战略伙伴」也。吾辈中美外交史课室中之老学究闻之,颇为北京之半推半就而惊奇也。美谚不云乎:「搞不过他,就同他合伙。」(Ifyoucannotlickhim,joinhim)老江原搞不过小柯嘛,现在小柯要老江入伙,为何不干?

读者贤达,您知道啥叫「战略伙伴」吗?那就是:老美今日世界之霸主(hegemonist)也。他老人家现在要搞「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」,尤其是要对付伊拉克、伊朗、金正日,这窝小造反派,没个中国作「二把手」为助,则阻力处处,事倍功半。他若能拉中国「入伙」,做个「助霸」(assistanthegemonist),则一匡天下,便易如反掌矣。而今日中国这位老太太,对霸主既无篡位之心,更无篡位之力。自己如能和平稳定,于愿已足,台湾之外,又别无所求,霸主老爷,如能说服北京当「助霸」,对老美的世界霸权,实有百利无一害也。所以这位好色的小总统,就要苦苦向北京追求和亲了。北京最初的反应虽然有点脸红心眺,不知如何是好,所幸今日主持大陆外交的「江钱配」,原也是洋场出身,非老毛的山洞外交所可比。因此不出数日,他们对美国式的快速拍拖,也能快速适应,终于一拍即合了。

朋友,同老美合伙,有啥好处呢?啊,那好处才说不完也。须知,美国老牧童(cowboy)这个腰缠万贯的大老粗,莽小子,鲁提辖,「HeMan」,做了世界的霸主了。问良心,他倒真的没有小心眼、黑良心,像英国保守党,彭肥那样,笑里藏刀,诡计多端。牧童哥直来直去,也见义勇为,惯打不平。这是他的好处,但也是他的弱点。他对比他更有钱,也有更高度文明的人,像犹太人,就很有自卑感,因此他的犹太情结极重,美国也就变成世界犹裔唯一的天堂,华府也就变成以色列的殖民地。而以色列这个国家,原是老谋深算的英国宋江,二次大战后被迫退出中东时,特意制造出来的(其手法和它被迫退出香港时,筒直一模一样)。英国这一手法的后遗症,便是把中东弄得永无安宁之日。因此中东这个大火药库,就变成美国永远甩不掉的大包袱。把老提辖变成个背了一辈子包袱的布袋和尚。可是这个包袱的轻重,就有赖于我们「江伙伴」的举足之劳了。

枕畔之言重于「否决」

君不见,周前美驻联合国大使李嘉森(BillRichardson),为着要向伊拉克动武,曾以「伙伴」身分专访北京乎?只要「江伙伴」一点头,则伊拉克之毒气工厂,就摇摇欲坠矣。「战略伙伴」就有这么「灵」也。钱其琛外长对「克伙伴」之动机与目的,万般同情与支持,只觉突然动武,更会引起区域不安,恐贻后患,因以殷勤软语,劝「克伙伴」再思之,或有和平方法,能达相同之目的也。(见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《纽约时报》ErikEckholm的北京专访。)

朋友,这是性爱伴侣的枕畔良言。其实际效果则远超过安理会中之正式VET0也。阿钱此一低姿态,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,西方媒体与政论家也一致颂扬。伊拉克的萨达姆大总统,对钱外长之感激涕零,岂在话下?老美这个牧童,如今除了英国之外,已变为举世所不直的「战魔」(warmonger),而在联合国犯有好战前科,并经安理会正式通缉,迄末平反的「侵略者」(aggressor),中华人民共和国,居然变成了和平女神。中、美两国今后在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之间的距离,也就够大了吧!这一来,以后李嘉森大使还会拿台湾问题,来向阿钱要胁吗?亚、非、拉小邦更何能与北京为敌,要把「中国台北」拉入联合国呢?片语而安天下,一言而有十利,又何必千斤拨四两去搞啥飞弹呢?孟子曰:「有智不如乘势。」牧童哥曰:「搞不过他,就同他合伙。」语有雅俗,而智慧无殊也。台湾今后要在国际关系中,「造势」反击,在牧童移情别恋之后,实甚艰难,无他,本钱不足故也。与北岸竞争,应另辟蹊径才好。

中国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

其实,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,不只以中美关系为然也。其收回与掌握香港之方式,已发其端。香港回收之匕鬯不惊,已属不易;回归后,对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现,尤属难能。今日港、中之异议媒体,仍是读者如云,清望照旧,此种容忍雅量,余深恐民运诸子,如一旦当权,或且有所不能也。但这一治港政策,又何伤于大陆之和平稳定?何必那么胆小如鼠呢?

西哲有言:「制度者,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。」(Systemisthechildofwisdomandchance.)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之转型,已臻最后阶段之机运,正迫人而来,两岸当政者,若有适当智慧(appropriatewisdom)以配合之,我民族翻身,此其时矣。大陆今日已位跻「助霸」,一国之下,万国之上,若能乘势积德行仁,拿出更大气魄,民胞物与,有教无类,台独民运,一体通吃,主持正义于列国,作第一二世界之发言人,传口碑于世界,这点是霸主老美所永远无法取代者也。对内更应广开政权,以最谦冲怀抱,容异议于两岸。中国历史发展至此,已是乔治?华盛顿呼之欲出之时,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领导天下一家,促成华族一统,在将来「霸主」气运不继而交庄之时,我民族起而代之,亦是天降大任也。有眼光、有气魄的大政治家,盍兴乎来。

朋友,读圣贤书,所为何事?我国古史上,五霸、七雄的次第交班,世界近代史上,法、英、美三强之相继崛起,不都是这样的吗?在科技发展一日千变的「现代后期」(LateModern)与「后现代」(Post-Modern)的世界里,三百年洋东转洋西,后现代应是季候东风倒吹之时。对此排山倒海而来之历史任务,我民族文化,亦有当仁不让之实也。笔者今日发此狂言缪论,吾知嗤之以鼻者,正所在多有也。回忆抗战初期,笔者斯时一赤足少年也,曾亲闻冯玉祥大炮之狂言,曰:「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。」其时虽小难童亦笑其狂也,谁知八年之后,竟成事实哉?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预测者。悬的以赴,有为者亦若是,有什么不可能的呢?但愿,阿弥陀佛,一帆风顺,今后两岸对立,其争也君子,不再节外生枝,功亏一篑才好。

王尔敏式的基本功

拙篇是应老友王尔敏教授之嘱,为他的大著《晚清商约外交》所写的序文。然在拜读王子大著之后,不禁百感潮涌。因为像他这样的专著,在欧美的已发展国家里,真触手即是,无虑数百种也,而且多是现抄现卖,无待于百年之后也。回看国、共易手之初,「谁丢掉中国?」(WholoseChina?)会变成华府政客的口头禅,杜鲁门政府随即抛出「白皮书」(WhitePaper),向国内外解释:谁丢掉中国?中国自丢之也。何等快捷有力。当时也有策士,劝复职了的蒋总统,针锋相对,也发表个黑皮书以自白。但是只习惯于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蒋大总统不干也。最后他老人家决定在台北来修条「罗斯福路」,以扬罗贬杜,亦可叹之甚矣。[其实那时蒋如真要发表一个BlackPaper,恐亦编不出来。第一,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;第二,中国学术现代化,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。官僚体制(bureaucracy)与象牙之塔(academics)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,你吹你的,我打我的,各不相涉。在此之前,蒋公曾出了一本《中国之命运》。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诉我,此书几个关键章节,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C.Norths的ChineseCommunism。余复查之果然。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,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,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。]

前节已言之,笔者本人,为着糊口,也曾在海内外学府,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,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,以为点缀。八〇年代之初,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,住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,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,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。斯时开放未几,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,可说是一片沙漠,班上纵有极优秀,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(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),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回忆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,服务哥大期间,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,与北京有关机关,作大量图书交换。经我个人手选,由联合国负卖运输之交换图书,即包括美国国务院所出版,凡七十年末断之全套《外交档案汇编》(ForeignRelations)。窃思中、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,和有志外交的中国青年,将来不论为学(做教师)或从政(当外交官),这部绝版书,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,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,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,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,实有以致之,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,作「后人乘凉」之想,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。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课室中,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,竟然有此急需也。迨再过北京细询之,始知此部绝版书,在文革期间,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,化为废纸,当年主持交换之负责人,亦因神经分裂,自裁而逝云。真为之惊心动魄。(关于当年中、美交换图书,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,见拙著:知彼知己,认识美国:序王书君著《太平洋海空战》一文。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。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。后来亦有台湾版。)

于此可知,官僚机构与象牙之塔,各干各的;以致外交学与外交行政,同时落伍的状况,国、共两党和蒋、毛二公,固无轩轾也,而句句发金光的毛公之落伍,且有过之。老蒋只是自作聪明,闭门造车,出门不合辙,而「赔了夫人又折兵」(以外蒙向苏联行贿压毛,以免赔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,都是屎棋),误国误己。

老毛则是昏庸自大,不学有术.为着一己权位,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,则罪无可逭也。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,目光深远,而运筹有方,虽经十年浩劫,仍能死而愎苏。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,领先世界,外交似亦步入正轨,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,实皆周某之遗泽也。经济非关本题,从近百年外交史,看今日外交,我们也可以说,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,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,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「外交政策」,而顺利执行之。近时江、钱之配,可圈可点,老朽不禁为之击节也。

其唯一可虑者,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,仍是李鸿章、周恩来那一派的,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。可圈可点者,妙手偶得之也。然现代国家的外交,毕竟是一项专业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。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,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,往往都是从中、小学即已开始的。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,研究成果之累积,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(如今日美国长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),都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,觅对策,访人才,都如探囊取物,而不致手忙脚乱也。忆曾有大陆外交系教授告诉我:「我们都是不中用的,才留在国内擦黑板;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!」

我告诉教授,这怎么可能?外交是专业,与搞党做官不同,外行不能领导内行。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,有所谓「出庭律师」(CourtLawyer)与「研究律师」(ResearchLawyer)乎?对诉讼案件(litigation)没有彻底「研究」,何能「出庭」?大律师楼,大老板,如尼克松,都不是出庭律师。纵是大出庭律师,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。毛主席说得好:「没有研究,就没有发言权。」外交亦战场也。不知彼知己,怎能乱下雌黄?天才外交,妙手偶得,不足恃也。

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,必须从根本做起。王尔敏教授这本《晚清商约外交》是一本极其扎实的外交学的基本著作。可惜百余年来,我国研外交学,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。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。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,做外交官,就是花拳绣腿了。走上真战场,往往会误国误己的。拜读王兄大著,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。再有两、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,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。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,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。

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,已进入最后阶段。一转百转,我们的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。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,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(beginningoftheend)。

*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于美国新泽西州

本文为作者读王尔敏著《晚清商约外交》的心得和感想(代序)

(文化责编:小飛侠客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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